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在《牟宗三“良知坎陷说”新论》中强调了王阳明“大良知”的启示，认为“良知坎陷说”包含诸多精益，在新时代下仍能有合理的发挥。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在《道德动力源自何处——儒家生生伦理学关于道德动力的新探索》中探讨了对于“儒家生生伦理学”的新认识，定义了何谓“道德动力学”，并将其归因于一种先在的道德存在，即伦理心境。
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在《源远流长、成果丰富的巴蜀经学》中系统梳理了巴蜀经学的源与流、成就与特点，也强调了蜀中思想家对于阳明心学传承的线路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钱明教授在《近世东亚的圣贤像及其成圣工夫论——基于阳明、退溪的中韩比较论》探讨了李退溪与阳明在成圣观上的差异，指出退溪的成圣方法复杂而繁难，属于精英成圣工夫论，而阳明的方法则方便而简易，属于庶民成圣工夫论。复旦大学何俊教授在《再论洛学向心学的转化——〈童溪易传〉对〈伊川易传〉的延异》中从宋代理学中易学经典出发，进一步观察与阐发洛学向心学的转化问题。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在《张载心学思想研究》中从三方面回应了古今学者对张载心学思想的质疑和误解，认为张载思想所要解决的是伦理-道德。
在分组研讨中，魏彦红教授发表了《王阳明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》的学术演讲，认为王阳明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教育内容，诸多学者对王阳明教育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。她主要从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致良知”、道德教育、心理教育、蒙学思想、对个人及地区的影响、王阳明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。
8月26日上午，部分知名学者进行了第二场主题演讲，由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主持。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在《仁爱与儒家的公共性维度的展开：血缘之亲情和普遍之爱的张力——兼论王阳明的“万物一体”思想》中，指出要分析儒家差等之爱与普遍之爱的关系，对于回应目前学界对于儒家伦常等问题的关切有对应性。他认为儒学当下发展要面对现有问题，应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并做出原理性的研究讨论。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陈述了《蕺山“前四句”的文本问题——基于耿宁工作的进一步讨论》一文，对蕺山“前四句”的文本问题作了详细探讨。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在《“知行合一”的四重向度》中，对“知”进行了四重内涵的揭示，即：知为“知觉”，为“感知”，为“知识”，为“良知”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之根本义即是“知行同一”，并指出四重维度的最终归旨是身心一元。衡水学院董子学院、董子讲坛首席专家、《衡水学院学报》“董仲舒与儒学研究”栏目主持人、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在《商周酒禁忌中的王权合法性问题——〈酒诰〉篇的经学诠释与政治哲学考察》中，“紧扣《酒诰》文本，并阐发上古中国酒的使用与天命”王权合法性的诸多关系，酒如何被赋予道德属性与政治哲学意义。
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、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作闭幕式学术总结，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：阳明思想的具体问题的讨论、对阳明心学“来龙”与“去脉”的梳理、阳明学对国内外的影响与传播、王阳明具体活动的考察、王阳明政治哲学的探析以及一些关键性儒学问题的讨论。干春松教授指出，中华孔子学会以及其二级学会是以学术研究为其主要导向，今后将继续以展开学术研究、发展儒学教育为使命。
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在《牟宗三“良知坎陷说”新论》中强调了王阳明“大良知”的启示，认为“良知坎陷说”包含诸多精益，在新时代下仍能有合理的发挥。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在《道德动力源自何处——儒家生生伦理学关于道德动力的新探索》中探讨了对于“儒家生生伦理学”的新认识，定义了何谓“道德动力学”，并将其归因于一种先在的道德存在，即伦理心境。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在《源远流长、成果丰富的巴蜀经学》中系统梳理了巴蜀经学的源与流、成就与特点，也强调了蜀中思想家对于阳明心学传承的线路。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钱明教授在《近世东亚的圣贤像及其成圣工夫论——基于阳明、退溪的中韩比较论》探讨了李退溪与阳明在成圣观上的差异，指出退溪的成圣方法复杂而繁难，属于精英成圣工夫论，而阳明的方法则方便而简易，属于庶民成圣工夫论。复旦大学何俊教授在《再论洛学向心学的转化——〈童溪易传〉对〈伊川易传〉的延异》中从宋代理学中易学经典出发，进一步观察与阐发洛学向心学的转化问题。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在《张载心学思想研究》中从三方面回应了古今学者对张载心学思想的质疑和误解，认为张载思想所要解决的是伦理-道德。
在分组研讨中，魏彦红教授发表了《王阳明教育思想的研究现状》的学术演讲，认为王阳明思想中具有丰富的教育内容，诸多学者对王阳明教育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。她主要从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致良知”、道德教育、心理教育、蒙学思想、对个人及地区的影响、王阳明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。
8月26日上午，部分知名学者进行了第二场主题演讲，由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主持。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在《仁爱与儒家的公共性维度的展开：血缘之亲情和普遍之爱的张力——兼论王阳明的“万物一体”思想》中，指出要分析儒家差等之爱与普遍之爱的关系，对于回应目前学界对于儒家伦常等问题的关切有对应性。他认为儒学当下发展要面对现有问题，应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并做出原理性的研究讨论。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陈述了《蕺山“前四句”的文本问题——基于耿宁工作的进一步讨论》一文，对蕺山“前四句”的文本问题作了详细探讨。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在《“知行合一”的四重向度》中，对“知”进行了四重内涵的揭示，即：知为“知觉”，为“感知”，为“知识”，为“良知”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之根本义即是“知行同一”，并指出四重维度的最终归旨是身心一元。衡水学院董子学院、董子讲坛首席专家、《衡水学院学报》“董仲舒与儒学研究”栏目主持人、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在《商周酒禁忌中的王权合法性问题——〈酒诰〉篇的经学诠释与政治哲学考察》中，“紧扣《酒诰》文本，并阐发上古中国酒的使用与天命”王权合法性的诸多关系，酒如何被赋予道德属性与政治哲学意义。
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、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作闭幕式学术总结，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：阳明思想的具体问题的讨论、对阳明心学“来龙”与“去脉”的梳理、阳明学对国内外的影响与传播、王阳明具体活动的考察、王阳明政治哲学的探析以及一些关键性儒学问题的讨论。干春松教授指出，中华孔子学会以及其二级学会是以学术研究为其主要导向，今后将继续以展开学术研究、发展儒学教育为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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